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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形式合理性应优于实质合理性——对刑讯逼供非法化的思考

更新时间:2018-07-05 11:59来源:未知

【摘要】国际酷刑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形成刑事诉讼程序中特有的刑讯逼供。即使禁止刑讯逼供的法律法规已十分全面,现实中刑讯逼供问题却并未完全解决。打着实现实体正义的旗号,并不能遮掩刑讯逼供对程序正义的侵犯。上升到刑事法上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关系,笔者也坚持认为在侦查技术没有实质性进步的当下,仍应坚持形式合理性优先,以普遍正义为先,摒弃刑讯逼供。

 

【关键词】刑讯逼供  形式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

 


 
 
 

一、刑讯逼供的非法化过程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刑讯逼供都是不光彩却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刑讯逼供作为一种古老的刑事审判方式,是一种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最直接、最简便的,可能也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刑讯逼供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1]所谓“乱世用重典”、“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中国的刑讯逼供自奴隶社会时代就已经产生,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深入人心,“学问大革命”时期极端的刑讯逼供行为在共和国的上空造就了数以万计的冤魂。直至今日,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关防范刑讯逼供的规范已经相当成熟,不管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定,但仍然无法杜绝因刑讯逼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

 

从整体上看,刑讯逼供在刑事诉讼法发展史上遇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传统社会是合法的,在现代社会则是非法的。在传统社会,统治者基于炫耀权力的需要,实施惩罚(不仅仅是查明案情)对国家来说极为必要,因此,通过刑讯逼供来迫使被追究者就范的重要性被突显出来。传统社会的民众受到的安全保障远没有今日充分,民众的现实处境决定了他们和国家一样,要求刑事司法发挥控制犯罪的重要功能,而一般不希翼为了保护被追究者的个人权利而放纵犯罪。正因为如此,刑讯逼供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民间认同。

 

现代社会,由于国家自身能力的增强,社会高度组织化、规范化,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法律化,国家对社会是高度渗透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进行全面的日常“治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就不再是间断的,而是常规化的、日常性的。在“日常监控型”国家里,实施惩罚意义与方式的转变和证据客观化生成机制强化,为刑讯逼供的非法化提供了根本的现实性基础,同时,社会意识的转变也使刑讯逼供失去了正当性的支撑,这就是使刑讯逼供发生命运转化的根本动力机制。[2]

 

 
 

二、恪守程序正义的必要性

 

 

 
 

 我国《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人民安全,抛开人权这个大而空泛的字眼,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刑讯逼供是否符合刑法上的实体正义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了解过程序法都知道,《刑事诉讼法》有个别称是“小宪法”,因为其中规定了很多可以限制甚至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而里面所有的程序性规定都是为了每一位公民设计的,这也使程序性成为现代法治极重要的特性之一。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法律坚决地站在程序正义的一边。来自英美思想的经验主义法律观认为,严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达实质正义的唯一路径。只有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实体正义甚至连已定的标准都没有。因此现代法律往往会放弃对实质正义的直接追求,转而追求程序的无懈可击。

 

2004年11月4日,公安部正式向全国公安机关提出“命案必破”的要求,而当时的侦查水平与相关设备并没有很大改善,在此重压之下,刑讯逼供再次成为出现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罪推定原则的孱弱与“命案必破”口号的强势,使得刑讯逼供屡禁不绝。得益于近年来命案侦查机制和侦破理念的创新,在破案率提高的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实体权利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以上海地区为例,近十年来,上海命案发案数逐年大幅下降,自2015年至今保持命案破案100%。因此,严格恪守程序正义,并不代表放弃了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三、刑法形式合理性应优先于实质合理性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这一概念运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时,作出了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区分。在他看来,形式合理性主要是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本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的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3]根据韦伯所作的区分及其对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形式合理性更适用于过程,是一种人们可以客观预见、设置、评价的标准,而实质合理性更倾向于一种终极目标,是人们在价值上的追求。[4]

 

刑讯逼供的视角来看,人们都希翼获得真实的供词,还原案件的真相,为正义喝彩。可是这只是倾向于终极目标的价值追求,是实质合理性的体现。在现有技术有限、人的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大家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客观预见、设置、评价的标准,也就是形式合理性正如上文所说,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毫无疑问,形式合理性追求的正是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的目的、手段和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而程序的正当性恰恰是与实质合理性联系最紧密的。实质合理性的法律也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适用法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根据法律规范对案件推出适用结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运用罪刑法定、程序正义的形式合理性,又要深入探究案件的具体情况或考虑最初的立法意图,结合其他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来解决疑难案件,实现个案正义。[5]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相互贯穿,难以分离。

 

然而,这二者并非没有矛盾。在二者发生冲突时,突破法律规定,追求实质正义,实现个案正义往往是大快人心的。法律更新缓慢,社会日新月异,某些个案在发达的社交媒体上足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正义的天平也在各种声音中摇摆不定。但是,用发展的眼光望去,形式的内容被超越、被突破,便再也没有约束之手,最终还能否实现实质正义的终极目标,笔者持消极之态。

 

 

参考文献

[1]靳学仁:《刑讯逼供研究》,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2] 左为民、周洪波:“从合法到非法:刑讯逼供的语境分析”,载《法学》,2002年第10期。

[3]陈兴良:《刑法理念导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4]刘焱、胡婷婷:“从形式合理性的角度看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载《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5]王静:《试论刑事司法中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苏州大学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1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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