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发88官网法苑

咨询电话 (8621)56782789

犯罪嫌疑人都是“坏人”吗?

更新时间:2018-09-25 16:00来源:未知

做刑事辩护律师十多年来,每年都在各个看守所里奔走,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涉嫌不同罪名的犯罪嫌疑人。从职业道德和角色定位而言,如同医生之于病人救死扶伤,都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医治病人,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刑事辩护律师之于犯罪嫌疑人,也无关当事人的道德品行好坏,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然而,就如同医生无法治愈所有的病人或者无法让所有的病人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一样,辩护律师也无法保证每一个案件取得最好的辩护效果,这里有辩护律师的水平、责任差异,更多的是司法观念和某些制度本身的原因。

 

做刑事辩护时间越久,越深切地感受到,每个刑事案件的背后都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慢慢领悟到一位资深管教所说的“有人可悲、有人可恨、有人可怜、有人可惜、有人可恶”的真正含义,并非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坏人”。正因为如此,一直以来,都有将这些不是“坏人”的故事与大家分享,但迟迟未能动笔。前段时间看到上海知名刑辩大咖洪流律师分享的《看守所的故事》一文,颇有感触,也想把笔者办过的几个案件故事与大家分享,希翼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

 

 

 
 
 

故事一:选择“清白”还是“自由”

 
 
 

郑某是我的江西老乡,案发前和一群老乡在上海某区某小镇一雕塑厂打工,干得一手好活,平时和工友住在厂里安排的宿舍。某日晚上,路灯昏暗,郑某的四个工友外出喝酒回来,在宿舍附近碰到一个安徽女孩和一个男孩,借着酒劲向女孩说了几句比较轻浮的话,男孩打抱不平,被几个工友凑了一顿,男孩逃走时声称要报警。打人者后怕,连夜翻墙逃跑了,未敢回宿舍。

 

当晚,警方接到报警后带着被害人前往宿舍找人,将正在宿舍打牌的郑某等十余人带回派出所,并让所有带回的人站到灯光下让被害人辨认,被害人将郑某指认为行为人之一,随后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将郑某等四人予以刑事拘留。郑某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得知情况后,组织大批家属到公安局门口喊冤、上访,警方无奈,将郑某等几人取保候审,最后以寻衅滋事罪被公诉机关起诉到法院。

 

案件到法院后,郑某委托我作为他的辩护律师。我反复要求他要实事求是,讲真话,但他坚称自己是冤枉的,公安之所以抓他可能是因为郑某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是老乡,身高长相都差不多,关键两人都是卷头发,很容易认错,案发后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已逃回老家。当天晚上他一直呆在房间里和老乡打牌,但被害人却指认郑某为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还做了辩认笔录,还找了一批证人,并威胁证人指认郑某就是犯罪嫌疑人,让他大呼冤屈。

 

基于对当时的司法现状了解,我告诉他,他本人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追求“清白”,实事求是地向法庭陈述“客观事实”,但由于案卷里有被害人的辩认笔录指正、还有其他“证人”证词等“案件事实”,可能面临两种结果:法庭可能无法重现“客观事实”,从而以“认罪、悔罪态度不好”为由将其重新羁押,判处其实刑,也有可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其无罪,但后者机率较小,需要冒较大风险;二是选择“自由”,向法庭作违背“客观事实”的陈述,根据“案件事实”违心地承认自己所谓“犯罪”的事实,法庭在证据本身存在部分瑕疵等因素,认定“认罪、悔罪态度好”,对其适用缓刑。但是,无论哪一种情况,作为律师,我都会坚持独立做无罪辩护。

 

郑某纠结良久,说他内心里其实想选第一种方案,但考虑到其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妻子生病,小孩较小、父母很老等多种因素,无奈地选择了第二种方案,最后法院对其适用了缓刑。事实上,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得不在“清白”与“自由”之间做选择的情形绝不罕见,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选择,这既是司法制度的问题,又不仅仅是司法制度的问题。

 

 
 
 

故事二:选择“忠诚”还是“自由”

 
 
 

 

    李某是一位长相漂亮、气质出众的小姑娘,案发前任职于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在该企业任部门经理一职,董事长是北大毕业生,该企业在网上以发展层级下线的模式销售生物制品。某日,公安机关以该企业涉嫌非法经营罪(后将该企业的类似行为修改为组织、领导传销罪)至企业搜查,并带走企业董事长、企业高管、部门经理等十余人。

 

   我接受李某的委托后,对其多次会见。给我的感觉是李某气质出众,谈吐清楚,思路清晰,每次会见时总是面带微笑。只是有一次,我问她在里面过得怎么样,她突然泪眼汪汪,说其实她关押至今,因为思想压力过多,已经八个多月没来过例假了,想念新婚丈夫和家人。看到案件材料后,我发现,公安机关将李某同一级别的部门经理都放了,唯独将李某作为犯罪嫌疑人予以关押。

 

    我问她为什么?她苦笑了一下,说可能是公安当天来搜查的时候,她在公安眼皮底下把企业的一套系统关了。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董事长平时对她不薄,又很有才,她想帮企业毁灭关键证据。我无奈地笑笑,对她说,你这是愚忠。法院开庭当天,被告人最后陈述环节,李某声情并茂地发表了自己对案件的认识和对家人的思念,讲了近二十分钟,法官居然没有打断她,我被她说得差点掉眼泪。最后,法院对她判了个缓刑。

 

     最近两年,我办过多起以P2P形式吸取公众资金,涉嫌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的案件。发现这类案件都有一个规律:除真正的股东和老板之外,其余犯罪嫌疑人基本上都是在企业工作时间长、能力强、忠诚度较高的企业高管,很多人甚至将自家、朋友的资金也大量投入到涉案企业,既是犯罪嫌疑人,又是被害人。可见,“忠诚”与“自由”之间的选择,无论是法律制度设计,还是个人价值的选择,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故事三:选择“生存”还是“自由”
 
 
 
    
    十多年前,笔者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作为未成年人王某涉嫌盗窃罪一案法院审判阶段的指定辩护律师。接受指派后,我查阅了案件材料,并至看守所会见了王某。经了解,王某案发时16岁,来自偏远地区的一个小山村,家境贫穷,读到初二时因为贫穷辍学,在老家干了两年农活后,听闻上海打工挣钱的机会较多,于是带了路费和极少的伙食费与村里的人一起到上海找工作。来到上海以后,发现上海根本住不起,只好白天找工作,晚上睡桥洞,工作也并未如传言中的好找,且因为其未满18周岁用人单位根本不敢录用。一个星期之后,王某身上吃饭钱花光,在饿了一天后,一天下午进入一家农户家里,偷了点吃的,另外偷了价值2000元的东西出手换钱,被人抓获。

 

    开庭那天,王某的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出席审理活动,没有多说话,只是说家里穷,孩子本质不坏,希翼法官能对其轻判。最后,法庭对其判处拘役5个月,当庭释放。这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王某父母拉着王某,突然向我和法官下跪,泪眼汪汪地向大家磕头,说着感谢的话,吓得我不知所措,赶紧起身去拉。

 

    十多年前,上海对于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2000元,入户盗窃的入罪标准是800元;十多年以后,上海对于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1000元,入户盗窃的入罪标准没有数额要求,只要是入户盗窃就是犯罪,无论是否盗窃成功,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标准。10多年前,贪污罪的入罪标准是5000元;10多年后,贪污罪的入罪标准是3万元。这种变化,对于很多老百姓而言,至今也想不明白。
XML 地图 | Sitemap 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