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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 真的能解决实践难题吗?

更新时间:2018-10-09 10:09来源:未知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可能大家都听说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刑法》中归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一节,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之一。然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实践中一直颇有争议。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出台了《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題的通知》,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做了明确。但是简单的三档量刑标准真的能够解决实践中形形色色的难题吗?请跟随笔者提出的三个问题,看看您能否得到一个答案。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标准是如何确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条文仅对法定刑和罚金做了明确规定,具体的数额标准一直是适用1996年10月1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下文简称1996年《说明》)。具体的规定为:“虚开税款数额1万元以上的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千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虚开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标准是1万元、10万元、50万元三个档次。

 

1996年《说明》距今已有22年历史,以当时的数额标准来确定今天的量刑幅度显然不可能做到罪刑相适应。但是新的司法说明并没有出台,实践中呼吁以2002年9月17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2002年《说明》)作为新的参考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在2014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出了《关于如何适用法发[1996]30号司法说明数额标准问题的电话答复》(以下简称2014年《答复》),具体内容为:“为了贯彻罪刑相当原则,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量刑数额标准,可以不再参照适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在新的司法说明制定前,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定罪量刑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说明》的有关规定实行。”

 

直至2018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題的通知》(以下简称2018年《通知》),在通知中正式明确了“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不再参照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说明》(法发[1996]30号)第一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新的司法说明颁行前,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说明》(法释[2002]30号)第三条的规定实行”,即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较大”;虚开的税款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数额巨大”。

 

至此,通过1996年《说明》、2014年《答复》、2018年《通知》,终于确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数额标准参照适用骗取出口退税罪2002年《说明》,即分三个档:5万元、50万元、250万元。比1996年《说明》中的1万元、10万元、50万元整体提高了5倍。

 

 
二、数额标准的确定是否意味着实践操作不存在难题了?

 

虽然2014年《答复》和2018年《通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说明【注:司法说明的形式分为“说明”、“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但是意义仍然是十分重大的,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显而易见的是,在2018年《通知》出台之前,如果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只是机械地适用1996年《说明》中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毫无疑问是有失公允的。因此自2014年《答复》开了可以参照骗取出口退税罪2002年《说明》这个口子以后,全国各地区的判决中都出现了直接援引2014年《答复》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上海各区级法院及中级法院也调整了法律适用的依据并做出了适应性改判。比如本所刑事团队负责人傅建平律师代理的一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中,被告人张某虚开税款数额为74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虚开税款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一审判决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了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但是认为张某属于虚开税款数额较大,改判张某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不变(二审判决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注:可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判决书:(2016)沪02刑终606号】

 

看起来定罪量刑的标准升高,似乎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而且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适用的难题,更有利于司法进步和社会发展。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另外一个相似案例,笔者可能对本罪的前景十分乐观。现在笔者认为,虽然有了明确的通知,但并不意味着量刑标准就可以一刀切了。2018年《通知》的内容太有限,具体问题仍要有详尽的司法说明出台后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为什么笔者持这样的审慎态度呢?因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可能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刑法》条文中的“其他严重情节”。为什么说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和数额标准并列的情节标准,只是因为不像犯罪数额可以直接用数字表示的那么明确,因而不常被适用。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言,至关重要的一个情节标准就是行为人的虚开税款行为给国家税款造成了多少损失。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根据笔者检索的案例,在以本罪名定罪的案例中,判处缓刑的案件数量不少,但是被判处缓刑的案例无一例外均是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宣告前主动补缴了全部应交税款,挽回了国家税款损失。所以有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是量刑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笔者协助处理的另一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被告人刘某虚开税款金额为15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刘某的犯罪金额所对应的数额标准确实属于“数额较大”,但法院也认为该行为对应的情节标准属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该判决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现在刘某已提出上诉)。一审法院的观点其实很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标准既有数额标准,又有情节标准;根据2014年《答复》精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标准参照骗取出口退税罪2002年《说明》,即154万元属于“数额较大”;但是根据该行为对应的情节标准,属于2002年《说明》第五条第(一)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规定,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因而对刘某适用十年以上的法定刑。

 

那么法院这样看似“合情合理”的判决有问题吗?在这样的案例中,虽然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在参照标准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更为合理的量刑幅度(如上述刘某案,检察院认为刘某属于“数额巨大”,但法院适用了新的标准即“数额较大”),但是只要被告人不能在一审判决宣告前补缴税款,仍有可能因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而被认定为是“情节特别严重”,法院仍旧可以按照“数额巨大”的标准进行量刑。所以笔者认为这样的判决是有倾向性的,即变相要求被告人必须弥补国家税款损失。对于有能力补缴税款的被告人来说,影响可能没有多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补缴税款的被告人来说,这是天壤之别。
 

三、最新的2018年《通知》的出台对上述结果会有影响吗?
 

2014年《答复》的指示精神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定罪量刑标准参照适用2002年《说明》的有关规定。而2018年《通知》中十分明确地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标准要参照2002年《说明》的第三条实行。大家知道,2002年《说明》的第三条仅规定了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数额标准是5万元为数额较大、50万元为数额巨大、250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并未规定情节标准。既然如此,笔者认为,按照文义说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参照适用的范围必须严格限定在2002年《说明》第三条规定的数额标准,不能扩大至情节标准。至于为什么2018年《通知》中仅规定了参照数额标准呢?这是立法者的疏漏吗?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骗取出口退税罪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刑法》中的数额标准就是错位的。骗取出口退税罪是5万元(数额较大)、50万元(数额巨大)、2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数额较大才能入刑;但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5万元(入刑标准)、50万元(数额较大)、250万元(数额巨大),入刑并不要求数额较大。也就是说,“虚开”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对应的是“骗取”的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那么以此类推,“虚开”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应该对应的是“骗取”的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极其严重”(然而《刑法》中情节标准只有两档: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但是“骗取”又没有“情节极其严重”,并没有可以参照的标准,如果非要定一个,也应该是和情节特别严重(即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以上)有显著差距的标准,如造成国家税款损失300万以上,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回到刘某的案件中,一审法院适用了情节标准,就可能存在这样的矛盾。目前刘某已经提出上诉,案件还在审理阶段,二审法院能否严格适用数额标准,让大家拭目以待吧!


结语:在2018年《通知》明确了仅有数额标准参照适用的情况下,情节标准如何适用在实践中仍旧会存在争议。这也是笔者对于2018年《通知》能否解决实践难题存疑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说,具体问题仍要有详尽的司法说明出台后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以上是笔者的浅薄思考,敬请批评指正。
 

二、数额标准的确定是否意味着实践操作不存在难题了?

 

 
 

虽然2014年《答复》和2018年《通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说明【注:司法说明的形式分为“说明”、“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但是意义仍然是十分重大的,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显而易见的是,在2018年《通知》出台之前,如果人民法院在审判中只是机械地适用1996年《说明》中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毫无疑问是有失公允的。因此自2014年《答复》开了可以参照骗取出口退税罪2002年《说明》这个口子以后,全国各地区的判决中都出现了直接援引2014年《答复》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上海各区级法院及中级法院也调整了法律适用的依据并做出了适应性改判。比如本所刑事团队负责人傅建平律师代理的一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中,被告人张某虚开税款数额为74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虚开税款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一审判决于2016年5月16日作出);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了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但是认为张某属于虚开税款数额较大,改判张某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不变(二审判决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注:可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判决书:(2016)沪02刑终606号】

 

看起来定罪量刑的标准升高,似乎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而且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适用的难题,更有利于司法进步和社会发展。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了另外一个相似案例,笔者可能对本罪的前景十分乐观。现在笔者认为,虽然有了明确的通知,但并不意味着量刑标准就可以一刀切了。2018年《通知》的内容太有限,具体问题仍要有详尽的司法说明出台后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为什么笔者持这样的审慎态度呢?因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可能被大家忽略了,那就是《刑法》条文中的“其他严重情节”。为什么说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因为它是和数额标准并列的情节标准,只是因为不像犯罪数额可以直接用数字表示的那么明确,因而不常被适用。对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言,至关重要的一个情节标准就是行为人的虚开税款行为给国家税款造成了多少损失。为什么说这个很重要?根据笔者检索的案例,在以本罪名定罪的案例中,判处缓刑的案件数量不少,但是被判处缓刑的案例无一例外均是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宣告前主动补缴了全部应交税款,挽回了国家税款损失。所以有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是量刑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笔者协助处理的另一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中,被告人刘某虚开税款金额为154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刘某的犯罪金额所对应的数额标准确实属于“数额较大”,但法院也认为该行为对应的情节标准属于“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该判决于2018年5月29日作出,现在刘某已提出上诉)。一审法院的观点其实很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标准既有数额标准,又有情节标准;根据2014年《答复》精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量刑标准参照骗取出口退税罪2002年《说明》,即154万元属于“数额较大”;但是根据该行为对应的情节标准,属于2002年《说明》第五条第(一)项“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50万元以上并且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无法追回”的规定,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因而对刘某适用十年以上的法定刑。

 

那么法院这样看似“合情合理”的判决有问题吗?在这样的案例中,虽然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在参照标准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更为合理的量刑幅度(如上述刘某案,检察院认为刘某属于“数额巨大”,但法院适用了新的标准即“数额较大”),但是只要被告人不能在一审判决宣告前补缴税款,仍有可能因为造成国家税款损失而被认定为是“情节特别严重”,法院仍旧可以按照“数额巨大”的标准进行量刑。所以笔者认为这样的判决是有倾向性的,即变相要求被告人必须弥补国家税款损失。对于有能力补缴税款的被告人来说,影响可能没有多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补缴税款的被告人来说,这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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