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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我还能拿回我的钱吗?”

更新时间:2018-11-16 10:27来源:未知

       传统观念上,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公诉案件),被害人往往不是主要角色。在公诉机关公权力的光辉之下,被害人只是一个柔弱的需要保护的个体。法槌敲响,被告人锒铛入狱,案件宣告结束。如果一个刑事裁判中还涉及到财产部分的实行,被害人还会是若有若无的角色吗?

      下面通过一则案例,讨论被害人在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实行程序中到底担当怎样的角色。

 
案例:2014年11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穗南法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罗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追缴违法所得13万元,发还被害单位某电子有限企业。后罗某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因罗某未履行退还违法所得义务,被害单位某电子有限企业于2015年5月18日向南沙区法院申请实行。实行中,除强制实行罗某缴存于公安机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5万元外,罗某未履行剩余义务。2015年7月,南沙区法院作出(2015)穗南法执字第1552-1号实行裁定书,裁定查封罗某名下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某小区6**号房屋。同年10月,作出(2015)穗南法执字第1552-2号实行裁定书,裁定拍卖上述房屋,以清偿债务。

       2016年5月,案外人王某提出书面异议称,案涉房屋是其婚后与丈夫罗某共同购买,应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而非罗某个人财产。且该房产是异议人一家三口的唯一住房,目前罗某无收入,王某收入较低,女儿未成年。法院裁定查封、拍卖其房产违法。据此请求裁定解封被查封的房产。

        另查明,王某与罗某于1997年登记结婚,1999年生育一女。案涉房屋为罗某2006年购买,罗某为房地产权证登记权属人,且占有全部份额。2006年5月,罗某金为借款人、罗某及王某为抵押人,与深圳发展银行广州分行签订《房地产买卖抵押贷款合同》,约定以案涉房屋作抵押,向该行借款19万元,借款期限15年,分180期等额还款。
 
       通过此案例可以发现如下问题:案例中的被害单位是否是申请实行的适格主体?被害单位如果是适格主体,那么其申请实行的范围有无法律规定?如果案外人对实行标的提出异议,法院会如何处理?
 
主体资格的争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实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实行机构负责实行下列生效法律文书: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支付令,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几种由实行机构实行的特殊类型的法律文书,但是并没有提及刑事判决书涉及财产部分的实行如何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实行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实行。第七条规定,由人民法院实行机构负责实行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应由刑事审判部门移送实行部门强制实行。

       由上述规定可知,刑事裁判追缴违法所得的实行案件应当由一审法院依职权移送立案,无需被害人申请,亦不需将被害人列为申请实行人。那么本案中被害单位某电子有限企业能否被列为申请实行人参与实行程序?按照法律规定,似乎将被害单位列为实行人乃多此一举,因此有观点认为刑事裁判追缴违法所得的实行案件不应将被害人列为申请实行人。 

       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上述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审判程序与实行程序有效衔接,并不当然排除被害人作为申请实行人参与实行程序。如案例中,本案异议人王某已就实行标的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被害人若不能作为当事人参与实行,就无法针对异议请求及理由提出有效抗辩,不利于实行法院查清事实,保障裁判结果公平。况且,根据《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内容,被害人对异议裁定不服的,只能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而不能另行提起异议之诉。此时,被害人作为追缴或退赔财产的直接利害方,却被排除在诉讼或实行救济程序之外,既无法行使申诉、抗辩等程序性权利,亦不能经实质审理维护实体性权利,明显违悖了实行程序的公正性,不利于保护刑事被害人合法财产权利。
此外,《若干规定》第七条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刑事审判部门移送实行的相关规定,目的在于保障刑事审判程序与实行程序的有效衔接,从而促进判决能够顺畅实行,使得当事人的权利尽快得到救济。因此,对这一规定的理解不能够机械地反面推论,将被害人排除在实行程序之外。
 
申请实行的范围
 
       除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外,并非所有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被害人都能够申请实行,例如罚金、没收财产、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这些不属于能够实行的范围。如果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是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就属于应当返还给被害人的部分。这部分在判决书中比较正式的表述诸如“追缴XX的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被害单位”“扣押在案的赃款返还被害人/被害单位,继续追缴被告人XXX的违法所得”等。无论哪种表述,围绕的都是被告人的违法所得。而违法所得又是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违法所得的认定、实行与被害人的财产权益直接挂钩,是申请实行的重要依据。

       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所得是指获利数额,即违法行为的全部收入扣除其合理支出后剩余的数额;另一种观点认为违法所得是指实施犯罪直接、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无需扣除成本。笔者认同后一种观点。《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因此所有通过实施犯罪而直接、间接产生、获得的任何财产都应予以没收,包括违法所得已经部分或者全部转变、转化后的财产和来自违法所得转变、转化后的财产收益,毕竟,“不能让犯罪分子通过实施犯罪获得任何收益”。

       但是,大家此处的讨论有些“越俎代庖”,实行机构的实行依据是法院的生效判决,而判决中往往会明确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涉及财物等,这是法院为了定罪量刑应当查清的案件事实。因此,在被害人申请之时,法院判决业已生效,实行机构会根据判决中明确的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进行实行。
如果作出的判决对违法所得的认定有争议,案外人认为法院将不应该作为违法所得的财产认定为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实行该财产会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应该怎么处理呢?
 
案外人异议的处理
 
        开篇的案例中,案外人王某认为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而非罗某个人财产,更不是罗某实施犯罪的违法所得,因此向实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由于案外人王某主张该房产是她与罗某合法买卖取得而非应当追缴的涉案财物,实质上并不是对实行过程中有关实行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实行依据,即(2014)穗南法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书的相关判项提出异议,不属于实行程序应当审查的范围。根据《若干规定》第十五条“ 实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实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实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按照这一规定,案外人王某如果认为原审法院刑事判决存在违法所得认定错误,可对该判决申请再审,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解决。
 
 
结语:实际上,现有的法律及司法说明对刑事判决涉财产部分的程序性设置并不完善,不利于维护被害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很明显,被害人并不能够自主追缴涉案财产。根据刑诉法司法说明的规定,被害人就追缴、退赔财产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掉少量的自诉案件外,被害人被法院的认定属于涉案财产的范围与价值取决于侦查、公诉机关的审查,被害人是无权对此部分提出异议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案外人认为实行程序违法或者对实行标的提出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异议裁定,也只能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而不能另行提起异议之诉。

       回到文章开篇之处提到的,被害人在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实行程序中到底担当怎样的角色,笔者认为,被害人仍是“配角”,但是应该给自己“加戏”。也就是说,被害人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实行程序中,通过提供财产线索、配合法官调查等方式最大程度发挥自身的作用,为挽回合法的财产权益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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